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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时代

2015-06-23   来源:四川省金沙娱乐,金沙娱乐平台,澳门金沙网上娱乐
    作者:夏焕良    省司法厅
 
    前不久,我的一批高中同班同学相约来到成都,名曰看望正在生病住院的我,实则是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纪念我们从江津中学毕业40周年。当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如今大都年届花甲、两鬓斑白。但聊起40年前的校园生活、逸闻趣事,则一件件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激情溢于言表,不减当年。这也难怪,因为当时尚属“文革”时期,高考制度废弛,读完高中就意味着全部学业的结束,因而这一段经历也就成了我们对校园生活的最后记忆。
 
    受同学们的感染,我也打开记忆的闸门,把这一段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既作为对40年前校园生活的追忆,同时也算是对我们这次“40年后再聚首”活动的一个盘点。
 
    学  习
 
    “十年浩劫”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全面倒退。学校教育也深受其害,初中、高中纷纷停课甚至停办,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纷纷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或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来虽然逐步恢复了初中,但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开设的课程也由数理化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农村会计》等实用性内容。师资更是严重匮乏。由于乡乡(当时称人民公社)办初中,科任老师大都是小学教师自然升格上来的,甚至还有从村(当时称大队)干部中产生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我们那一届高中,是“文革”后期最早恢复起来的。虽“贵”为县上的第一中学,但由于系推荐而非考试录取,学生文化素质、年龄结构参差不齐,有应届的,也有往届的,甚至还有初中没有毕业即下乡当“知青”的,年龄悬殊可达七八岁之多。基于此,我们那一届“两年制”高中变成了两年半。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是补课,着重补习初中数理化,英语课用的也是初中教材。因为基础差,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普遍很高,刚从工厂、农场甚至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老师也充满激情。学校的教学秩序非常正规。按时上下课自不必说,晚自习的课堂也总是坐得满满当当,不到熄灯不离开,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开夜车的也不少。老师的办公室不时有学生进进出出,课堂上没有听懂的,下课后也一定要把它弄个明白。我有个同学为了寻找一个清静的学习环境晚上好开夜车,悄悄搬到学校守水池的大爷的工作用房去住,当然没过多久就被班主任发现给“撵”回来了。现在的学生说他们的高中是“拼出来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又何尝不是。
 
    经过一个学期的“恶补”,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就算正式进入了高中阶段,全部课程归于正常。由于基础已经奠定,好的学习习惯已经形成,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一如既往。每个同学都争先恐后,唯恐“吆鸭子”愧对父母师长。当然,也是为争取入团、争当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增加一点砝码。毕竟都是年轻人,一个个上进心都很强。此外,当时传言从我们那一届起高中毕业可以直接考大学。上大学、端“铁饭碗”,对每一个学子来说,无疑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临近毕业那个学期,我们的学习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就是由河南“马振扶事件”、辽宁“张铁生事件”引发的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现象”的批判。两名“交白卷”的考生被奉为“反潮流英雄”,刚刚恢复起来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冲击,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校和学生的积极性。尽管如此,我们那一届曾经饱受磨难的学生还是在学校和老师的鼓励下,坚持学完了规定的全部课程,完成了高中全部学业,很多同学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异。
 
    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无缘步入大学校园,但“七四高”这块牌子还是让我们受益颇多。返乡后的同学大都受到有关方面的器重,有的被选拔进入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有的被推荐担任了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或代课老师。部队征兵时也十分青睐我们这批高中生,我就是毕业那年应征入伍的。当年与我一道从军并同在一个部队的有11名应届毕业生。团首长把我们11人当着宝贝疙瘩,平均分配给10个连队和团机关,并且大都担任了文书、卫生员、报务员、打字员等与文秘、专业技术相关的职务。这让我们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想起来也颇有成就感和优越感。
 
    劳  动
 
    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与现在的学生不一样。现在的学生基本上是闭门读书,放学回家也是首先完成家庭作业,如果还有点时间就是上网玩玩游戏或搞点体育活动,劳动基本与他们无关,家长一般也不会安排他们做家务。而我们那个时代,劳动不仅是教学和学校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记得当年的入学通知上就有这样一项:每名学生须携带锄头一把、扁担箩筐一副。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时代中学生的“标配”,县属第一中学也不例外。
 
    我们学校坐落在县城郊区,除了教学设施还有数十亩菜地和一个校办工厂。按照当时国家领导人关于“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指示,学校的菜地和校办工厂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教学实验基地和劳动课课堂。只是,我们的劳动课不像现在这样每周一个课时,而是每周至少一个半天甚至多个半天。那个年代,工厂和工人的地位很高,因此学生们普遍喜欢学工,但校办工厂规模较小,只有十多台机床和一个翻砂车间,九个班近五百名学生排队轮流,一个学期只能轮到一至二次。所以,更多的劳动实践只能在菜地。这被农村学生戏称为“重操旧业”,被城镇学生戏称为“上山下乡”。
 
    调侃归调侃,学生们的劳动积极性还是满高的。这是因为,菜种好了可以改善生活,也可以增加班费收入。同时,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也是入团、评“三好”、选拔学生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时的三好学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劳动好”,一个不爱劳动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一个好学生。有了激励机制,无论农村学生还是城镇学生,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唯恐被人说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不光劳动课,课余时间也经常有学生在菜地里忙碌,浇水、除草、间苗,忙得不亦乐乎。种菜离不开肥料。但那个时侯基本上是不用化肥的,不仅买不到也买不起。因此学校的几个公共厕所就成了各班各组争抢的目标。只要发现有点“现货”,就马上挑到自己班组的肥料坑中存起来。这倒为学校雇人淘厕所省了一笔钱。这种做法如果让现在的中学生来评判,可能认为是不可理喻,但它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录。
 
    能够把40年前的劳动情景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的组织者。我曾经担任过小组长和班上的劳动委员,很多事就是我领着大家一起干的,而且事事必须带头,就像农村的生产队长。我的付出得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同,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全校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先后担任了班级团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并获评“三好学生”和“优秀共青团员”。现在想起来,我这也算是劳动所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生  活
 
    我的高中时代是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记得接到入学通知书时,我的父母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一个农家子弟竟然有机会到县城读书,而且还是县上的第一中学;犯愁的是入学报到时的17元学杂费和每月9元的伙食费如何筹措?要知道,当时农村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动所获只有几毛钱。在那个大砍“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家庭副业生产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家一户的油盐酱醋和人情世故开支来源于政策允许饲养的少量家禽家畜。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一年下来扣除口粮款不倒补生产队就算不错了,基本没有闲钱。无奈之下,作为当家人的母亲只好把家里几只正在下蛋的鸡鸭卖了,勉强凑足了头学期的书杂费和第一个月的伙食费。生活用品则更是七拼八凑:被子选了家里最新的一床,床单用一年四季通用的草席代替,蚊帐是用大姐家的双人床蚊帐改的,箱子是邻居送的,只有洗漱用品和一套衣服是新添置的。
 
    每学期17元学杂费和每月9元的伙食费,放到现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在那个年代确实难倒一家人。为了保证这项持续两年半的开支不致中断而影响我的学业,父母及兄弟姐妹节衣缩食和披星戴月的劳作,全力为我提供保障;母亲甚至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跑起了小买卖,将小场镇的粮油和蛋禽类农副产品收起来背到县城或工矿区去卖,以赚取差额。而我,也尽量想办法“开源节流”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包括争取助学金和利用假期勤工俭学。记得有一个寒假学校要留两名学生帮着守校,报酬是减免下一学期的学杂费和第一个月的伙食费。为了这26元钱,我自告奋勇留守学校一个多月,连春节都没有回家过。
 
    两年半的学校生活简朴且艰苦。先说食。那时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2斤,基本上就是每天一斤,还包括百分之三十的粗粮。现在看,这个标准已经够高了。但对于那个肚子里缺乏“油水”的年代,特别是对于来自农村的中学生来说,只能吃个半饱。往往还不到开饭时间,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两年半高中,吃饱了肚子的顿数现在都还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因为停电,食堂开饭的时间推迟到中午一点过。吃饭时,同桌一位同学说他能再吃一份(一份四两米饭加配菜),我说我能再吃两份。同学不相信,提出打赌,赌注是两份午餐券。如我赢了,餐券他出;输了,餐券自己出。结果自然是我赢了他两份午餐券,以致至今记忆犹新。在学校吃不饱,我们就时不时往家里跑。家里的伙食虽不如学校,但毕竟能填饱肚子。每次返校,还可以带点红薯、玉米、咸菜,作加餐用。我的一位同学,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小袋大米放在装衣服的箱子里,不想渗进了樟脑味,蒸出来的米饭味道怪怪的。为了抵御饥饿,他舍不得丢,和我一起把这一小袋怪味大米“分享”了。
 
    说了食再说衣和行。我们那个时候的衣着非常简朴。不是不想穿光鲜体面的衣服,实在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好多衣服都是带补丁的。家里每月给的一两元零用钱舍不得花,集中起来添置衣服。买一件新衣要跑很多家商店,不是为了选最好的,而是为了选最便宜的。县城有一家旧衣商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好几样衣物都是在那里淘来的。“行”就全靠两腿了。学校离我的家有25公里,长途车票价是8毛钱。但这8毛钱却相当我三天的伙食费。为了省下这笔钱,每个周末回家几乎都是迈开双腿,步行四五个小时。虽然辛苦,但一想到又节约了8毛钱,而这8毛钱可以添置一件背心或一双袜子,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记得有一次学校管劳动的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周末回家时顺便给学校购买50副粪桶夹子,并承诺给报销单边车费。为了节省这8毛钱,我硬是挑着六七十斤重的粪桶夹子步行了25公里,以致几天后双腿都还在酸痛。现在有一个调侃偏僻山区的段子,其中一句叫做“交通基本靠走”。其实,这也是那个年代我们这批穷学生的真实写照。
 
    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也相当贫乏。“文革”前的书籍、电影不是遭禁就是遭批,而新书、新电影又极少。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从几个友好国家引进的电影,而且也不多。记得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县城首映时,其盛况可谓万人空巷。首场电影是驻军放映的。为了方便群众,部队将放映场地选在一个可容纳近万人的广场上,但还是估计不足,结果散场时发生了踩踏事故,致13人罹难,清理现场时鞋子都捡了十多箩筐。学校连夜清点人数,好在我们那批学生基本都是成年人,没人遭遇不测。这部影片正式放映时,电影院里通宵达旦。记得轮到我们班时是凌晨三点钟。即便这样,全班也没有一个人缺席。精神生活的贫乏及青年学生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意在抚今追昔,不忘昔日艰苦岁月,珍惜如今大好时光,从而多一份感恩之心,少一点牢骚抱怨,添一分知足心理。如当下衣食无忧,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等现代装备一应俱全的年轻学子能看到本文,但愿对他们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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